“割肝救子非血亲”医患调解无果，当事人称对医院已寒心

“我的积极乐观，我的求生欲，是来自于爱我的父母，未经人事的孩子，以及这些在默默支持着我的所有的人们！我只有努力的求生，才有着一线可能，让他们充满希望。”

文 | 沈 林

在肝癌晚期苦苦等待治疗的姚策，得知养育自己28年的妈妈并非亲生母亲，失落是必然的。但更让他愤怒的，是由于医院抱错了孩子，导致本该在姚策出生时接种的乙肝阻断针，被错误地打到了别人的身上，使得本该避免的疾病发生。

为此，姚策强烈要求院方给予公正的道歉以及对自身行为的检讨。

在病床上的姚策

4月30日，被错换孩子的两个家庭在江西九江团聚，但面对姚策每月近10万元的治疗费，原本殷实的家庭已经快要支撑不住了。此前，家属已和医院协调，要求垫付医疗费，当时医院方面表态，将以救人为重，积极协调处理。（详情可点击：医院错换婴儿让当事人错失了打乙肝阻断针）

5月12日，姚策再度发文，称与当年出生被抱错的医院协商未达成一致。因治疗肝癌所需高额医药费，此前他希望医院能先行垫付。目前协商的结果为，医院仅同意借支，并建议走司法途径。

医患调解无果

姚策发文中表示，此次与医院沟通，涉事的淮河医院表示仅同意借款先给其看病。同时，医院称可以走法律途径。

5月7日，错换人生28年的江西患癌小伙姚策赶赴上海就医。姚策称，经专家会诊后确认病情稳定，癌细胞未转移。据悉，姚策现在马上面临住院，涉事医院目前没有付过任何医疗费。

现在姚策每天需支出治疗费约3000元，大部分需要自费，治疗费主要来自借款和社会募捐。姚策养母许女士向媒体回忆5月10日与医院协商的情景，表示商谈期间医院未提及费用垫付、错抱责任等，仅提出可赔偿5万元精神损失费，并可走法律程序。

5月12日，再次与医院协商后，和之前没有变化。涉事医院医患关系办公室相关负责人对媒体表示，此次协商已结束，下一步会继续和家属联系，并积极关心帮助姚策。

“我的诉求从头到尾仅仅是希望治疗费用得到解决，现在家庭已负债累累，无力承担，生活都是问题，而我还想活下去。”姚策希望院方和当地卫健委以及其他部门能重新商议，提供更合理的方案。

目前，姚策每个疗程大约花费11万元，14天为一个疗程，即将开始第四个疗程的治疗。

当年病例资料有误

在调解中，河大淮河医院提出可借支医疗费，但家属要在院方指定的法院按时打包起诉，被家属拒绝。

姚策的生母杜女士还在病历中发现诸多漏洞和问题。

一份病历显示，之前登记为16床，但后面的床号为15床。住院号之前为155849，之后为155489，且关键的乙肝化验单缺失。“当时我做了乙肝检测，但这份病历中却没有化验单。我的乙肝是阳性，孩子出生后应该打乙肝疫苗，但却没有找到这个记录。”

如果新生儿出生后及时注射乙肝免疫球蛋白和乙肝疫苗，或许姚策就不会年纪轻轻就肝癌晚期了。

如果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以“医院、抱错”为关键词检索，错抱孩子事件因医院工作人员过失导致的判例中，法院均判决医院应赔偿相关当事人精神损害抚慰金，北京通州区发生的一起案件中，法院判决医院赔礼道歉，并赔偿当事双方家庭共计50余万元。

医院表示歉意，但错婴和姚策病情是两件事

涉事医院负责人之一、淮河医院医患关系科主任张鹏对媒体表示，这两个孩子的确是在我们医院出生，且出生后两人人生几乎没有交集，因此得出从医院抱错的结论。错婴的责任我们肯定要承担，对于错婴一事，给两个家庭造成的情感伤害，我们作为院方表示歉意。在谈判过程中，我们也向家属表达了歉意。但是对于姚策的病情是否与医院有直接因果关系，这还有待于调查。

目前谈判结束，双方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张鹏表示双方的分歧点主要就在于此：“家属认为医院给姚策造成了乙肝和肝癌，让医院承担姚策肝癌诊疗期间的所有医疗费、生活费，但是河南大学淮河医院也属于国有资产，每一笔费用都需要有理有据。在因果关系还没建立的前提下，你就叫我们完全承担，我们不是不给，但是要依法依规。”

院方认为，28年前的事情，不能用现在的标准去看以往的情况。另外，其实只有部分乙肝病毒携带者才会发展成肝硬化，只有少数患者才会转化成肝癌。张鹏认为，按照河南省和开封市的有关规定，精神抚慰金是一般最高每人5万元，他们两家一共6人，每人5万元，“我们处理医患纠纷，不能说对方家庭负担特别重，我们这个医院就是做慈善去给对方多少钱，而是要在法律框架下进行”。

对于家属方面提出的病历错误，院方表示28年前的病历是手写病历，的确存在一定的疏忽，有些瑕疵，“但是其亲生母亲的检验单缺失与姚策的病情有必然联系吗？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

对于此前建议家属打包在开封市鼓楼区提起诉讼，院方表示这是因为考虑到姚策的病不能拖，律师建议在侵权结果的发生地开封起诉。“但是最后我们也说了，尊重两家家属意愿，不管是时间还是起诉地点，我们告诉家属抓紧时间走司法途径。”

院方道歉后，5月14日，姚策发文回应表示他目前正在医院开始第四阶段的治疗，“现任医院的管理者以及发言人，他们的所作所为让我非常的寒心。从最开始的我父母去找资料时的推诿、冷眼，到认亲前后的发声积极协商担责，再到事件平息时的矢口否认、附加条约，最后再到曝光时的发声道歉。我发现这一系列的做法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良知和担当，而是舆论的压力。不能正面过错，就不会停止犯错！”

同时他强调，希望大家就事论事，不要把目前涉事医院的责任上升到对该院医生甚至所有医务工作者的工作否认。“我的积极乐观，我的求生欲，是来自于爱我的父母，未经人事的孩子，以及这些在默默支持着我的所有的人们！我只有努力的求生，才有着一线可能，让他们充满希望。”

本文综合整理自新京报、荔枝新闻、南方都市报、辽沈晚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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